在北京,我应该算是“京漂”中的一员。我是2000年来北京的，我来北京大学进修，一年以后，我还没有走的意思，在北大边上租了房子，又呆了下来。
    我喜欢过读书这种生活，听说鲁迅文学院要举办首期高级研讨班，我打电话问浙江文学院的院长盛子潮先生，可不可以推荐我参加？盛子潮说，可以的，可以的。这样，2002年的9月，我又来到了鲁迅文学院，继续读书。
    我是温州人，温州人以擅长做生意闻名，全世界到处都可以看见温州人在跑来跑去，而且很会赚钱。在北京，与人出次见面，通常都会问一句你是哪儿的，我说温州的。哦，温州人，温州人很会做生意，很有钱。   人家就把我列入很会做生意而且很有钱的那类人里了。然后再问你是做什么生意的。我有点不好意思回答，我是写小说的。就像小偷不好意思说他是小偷。很惭愧，我从来没有做过生意，恐怕我是温州人里最不会做生意也最没有钱的一个了。我原先在乐清电视台当一个小记者。乐清就是所谓“温州经济模式”的发源地，那儿又是温州最富有的地区之一，一块头砸下去，起码要砸死三个千万富翁的。我在那儿一边浑浑噩噩地当着小记者，一边也写小说准备当一个作家，我的这点想法也可算是理想了吧。但是，在温州准备当一个作家是相当荒谬的。就算我已经是个作家了，又怎么样？如果我说我是个作家，或者别人介绍我是个作家，人家往往是茫然的，他们不知道作家究竟是个什么东西，知道作家是个什么东西的，往往又是不屑的，他们也许有文化上的自卑感，也可能是把作家看得过于神圣，他们不相信温州这种地方也会有作家。一本叫《温州青年》的杂志，索性把本地作家出的书说成“出恭”，连温州最优秀的青年诗人张文兵（马叙）的诗集也不能幸免。总之，在温州想当一个作家是一件很可笑的事情，只有傻瓜，才想当一个作家，奇怪的是这样的傻瓜居然还不少，单是在乐清，就我所知，想当作家的也有十几个。
      像我这类人，在当地一般是混得很差的，再说，一般也不会成为真正的作家，事实上我只是个文学青年，而且像大多数文学青年，渐渐的也远离文学了，有好些年，我什么也没写，我不知道我在干什么，我差点被文学这玩艺儿给毁了，我几乎什么也不是。
    1999年8月，也就是诺查丹玛斯预言世界末日的那几日，一个叫徐刚的作家来到乐清，当时我还没有意识到徐刚对我竟是如此重要。当时我和几个朋友陪他去雁荡山玩，一路胡言乱语，觉得和一个作家在一起，还是很好玩的。夜里我们出去吃夜宵，徐刚见路边小店的铅锅里煮着肉骨头，顿时眼睛一亮，挑了一块大得吓人的猪腿骨坐下，忘乎所以地啃将起来。他长着一个硕大的脑袋，一圈银发绕着一个闪闪发亮的秃顶，只见他的银发一抖一抖的，一个大骨头就啃完了，似乎还不过瘾，又向店家要了吸管，插入骨头内部猛吸骨髓，嗤嗤有声。他那个样子非常好笑，我忍不住就开了一句很不恭的玩笑，说，徐老师啊，你啃的骨头比狗啃的可干净多了。徐刚哈哈笑着，说是的，是的。我又说，等你死了，我写篇纪念文章，题目就叫《徐刚啃骨头》。徐刚又哈哈笑着。说好的，好的。
     大概是我的玩笑表现了一个文学青年应有的放肆。徐刚开始关注我了，临走，他叫我拿篇小说给他看看。那么大的一个作家，向我要小说看，我当然受宠若惊了，我把发在《箫台》上我自以为很好的一个中篇《玄白》，复印了一份，让他带走。
   《玄白》写于1992年，那年，倒霉得很，我因为某种原因失业了，寄住在乐清中学学生宿舍的楼梯间里，楼梯间原是堆放废弃的杂物的，我住在里面，就像一件被人遗弃的杂物。我闲着没事，就写小说。杂物间的窗外长着一丛惹眼的水竹，我坐在窗下望着那丛小竹写作，心里竟意外的宁静。水竹对我的写作似乎有某种潜在的影响，至今我还觉着《玄白》里包含了竹子的某些气质，好像竹子是《玄白》的另一个作者。但是每次投稿，总是泥牛入海，我对《玄白》早已不抱希望了。
     不料徐刚回京以后，在电话中说，《玄白》他看上了，已经推荐给《小说选刊》。不久，《小说选刊》副主编傅活先生打电话问我《玄白》是在哪儿发的。我说《箫台》。傅先生说，《箫台》是哪儿的刊物？我说，乐清文联的内部刊物。傅先生在电话里嗬嗬笑着，说内刊我们不能选，这样吧，小说我们看上了，我给你先推荐到公开刊物发表，然后再选。后来是傅先生自己把稿子送到了《青年文学》主编李师东手上，然后，我这篇写于1992年的小说，事隔八年之后，终于发表了。
     若不是徐刚和傅活两位前辈，我想，我肯定跟文学没有关系了。《玄白》的发表，对我很重要，我又准备当一个作家了。一个已经沉没的文学青年再次回到文学上来，是很幸运的，也可以说侥幸。但我到底荒废了很长时间，我想先来北京读书，也可以说我是带着一个文学梦想来到北京的。不过，也不一定，我经常觉着文学于我，也许只是个借口，我是不想在乐清那个地方再呆下去了，于是我就以文学的名义逃走了，我不是在追求什么，我只是在逃避什么，我已经是三十几岁的人了，我这样做，至少对老婆和孩子是很不负责的，但我已经这么做了，也就不管了。在北京，我做着两件事，读书和写作。有一段时间，我还在《文艺报》兼了一份差事，但很快我就懒得干了，还是读书和写作有意思一些。我写了《虚构的时代》、《谁的身体》、《西地》、《发廊》、《像我一样没用》诸如此类的小说，也有几个人说不错，似乎还可以继续写下去。2001年，浙江文学院把我聘为合同制专业作家，每月给我发1200元钱，这样，写作好像已经成为我的职业了。
     我肯定是蛮喜欢写作的，但写作这种生活显然还有些奢侈，在北京当一个作家也是相当荒谬的，在北京自然应当当官了，要不当大款也可以，当作家其实在哪儿也不行。现在，有浙江文学院每月给我发钱，加上零星的一点稿费，我勉强可以活下去。但合同制作家一般二年就要换人的，如果就靠稿费生活，我算过了，我每月大约需要2000元钱，小说每千字50元，就是说我每月都得写4万字，才能维持生活，实际上，我每月平均连1万字也写不了，估计我写到5千字的时候，差不多也就饿死了。看来作家还真是不好当，我可是好不容易才成为作家的，无论如何我都得当作家了，不过，我确实还不知道如何才能把这个作家继续当下去。当然，奇迹也是有可能发生的，比如我写了一本小说，突然就赚了50万，也许更多一点，100万。我不仅可以养活自己，嗨，还可以养活老婆和孩子。这样的奇迹，我相信完全是有可能发生的，就像傻瓜相信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是傻瓜。